梁启超先生在退出政坛之后，深入学术领域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即是梁先生学术成就的代表，他对中国历代有代表性的文学问题做了深入浅出的分析和论证。
- 文章创作背景及其价值
有关梁启超的生平，在上篇浅论《情圣杜甫》时已作过详细介绍，在本篇内即不加赘述。
《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一书为梁启超撰写未就的书稿，《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各章所辑内容都依原稿而止。梁氏在此书中采用实证研究和历史研究的新方法，搜集秦以前的歌谣，辨其真伪；分析两汉歌谣及汉魏乐府的写作背景、诗赋风格、诗品价值；做《诗经》成书渊源考，重新释义“南”、“风”、“雅”、“颂”四种诗体的异同；辨别“建安以前汉诗”作者的真伪，详考五言、七言诗的起源；辑录“建安黄初间有作者主名之乐府”并加以品评。《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不仅勘定了古代文学史中的悬案，还启发后代学者袭承梁氏的研究思路继续探源，其思想内容和学术价值皆见卓识。
《汉魏时代之美文》是《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中的第三章，其中第一节《建安以前汉诗》就五言诗的问题做了比较详细的阐述。
- 文本分析
这篇文章篇幅很大，涉及内容较多，除了论述五言诗问题之外，中间还穿插讲述了七言和四言的相关问题。但是其核心问题就是为了论证“五言诗产生于东汉”，而且文章由点及面，层层递进，逻辑性是很强的。下面我们就文本内容来捋清梁启超的逻辑思路。
（一）引出论题
梁启超在这节中已说是“建安以前的汉诗”，所以议论的就是西汉和东汉的诗。开篇即录属西汉无疑的十五首诗名目，这些诗歌中真正出于文人的作品很少，大多都是作者无意为诗，由此来引出“五言诗发生的时代问题”。
- 逐步证明论点：五言诗发生的时代是东汉中期
这是全文的关键部分。梁启超是已经设定了五言诗的发生时期是东汉的，他下面的论述主要就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推论。从宏观上，他采取了文中所说的考证法和直觉法，在具体操作时，则是通过反驳西汉时五言诗的出现和寻找例子证明东汉时五言诗出现的方法。
- 列举五个需要攻破的认识
要解决五言诗发生的时代问题，要仔细研究下列几首诗的时代问题。即：
第一，《史记正义》所载虞姬和项羽歌一首；
第二，《玉台新咏》所载枚乘诗九首；（此九首也出现《古诗十九首》中）
第三，《文选》所载苏武诗四首，李陵《与苏武诗》三首；
第四，近代选家所载卓文君《白头吟》一首
第五，《文选》所载班婕妤《怨歌行》一首。
这是一直存疑的几首有代表性的五言诗，它们是否出现在西汉，直接关系到所论述的问题：五言诗的发生时代。接下来，梁启超就要对其一一攻破了。
- 个个攻破
- 对于虞姬和歌（“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前人已证明为后世伪作，不俟多辨。
- 卓文君作《白头吟》亦不可靠。《白头吟》原为古辞，卓作此诗并无明确史实记载，首见于伪《西京杂记》，之后盲盲相引，遂成今论。
- 对枚乘诗九首的考证，必须要和“古诗十九首”联系在一起了。作者将十九首一一列出，并标出传闻枚乘、傅毅所作和陆机拟作。梁启超分别从时代和文本两个层面来推翻《十九首》中有枚乘的作品。首先在时代跨度上，梁启超假定“古诗十九首”是一个时代的作品，那么从枚乘到傅毅相距百余年，时代背景各异，风格相近的作品出现的时间距离应该不能太远。（这是梁启超的看法）另一方面，梁启超在文本中通过避讳和诗中地名的问题，推出十九首当作于东汉之后。
同时，梁启超肯定了“古诗十九首”的文学地位和价值。他指出其特色为：善用比兴；含蓄蕴藉；不讲究“声病”，然而格律音节，略有定程。而且，“十九首”反映了浓厚的厌世思想，符合东汉时期压抑沉闷的社会背景。
- 梁启超首先声明自己是不相信苏李赠答诗为苏武、李陵本人所作。理由如下：汉武帝时决无五言诗诗体；赠答诗起源于建安七子；苏、李于所传诸诗外别无他诗，无从得知其诗风如何。从而推论，苏李赠答诗为后世好事者所作，只为借二人特殊的历史故事敷衍本事而已。之后引用者不加辨别，误以为是苏李诗。
- 班婕妤《怨歌行》六朝时已经存有疑问，刘勰谓“见疑于后代”，故不可信者为多。
- 举例证明论点
为了证明五言诗起于东汉，梁启超举了几个例子。即班固的《咏史》诗，张衡的三首代表性诗歌，秦嘉夫妇的赠答诗以及蔡琰的《悲愤》诗。将历史背景和文本特色穿插在一起，论述此时五言诗逐步发展的历程。
- 顺应论点
通过上一部分的论述，顺流而下地阐述了五言诗在东汉的产生、发展和成熟。在最后，梁启超对晚汉诗做了评价，他认为“大抵晚汉之诗，可分二大派，第一派音节谐美，寄兴深微，词旨含蓄，其源出于《国风》、《十九首》及拟苏李诗等皆属之。第二派，音节倔强，意境俶诡，笔力横恣，其源出于《离骚》、《招魂》，乐府中之大部分皆属之。两派虽途径不同，而皆用比兴体为多。其用赋体者，则蔡文姬一诗属第一派，《孤儿行》、《焦仲卿妻》诗等属第二派。要而言之，晚汉诗虽未能尽诗的境界，然而后代许多做诗的路子，已在那时候开发出来了。”
- 本文影响及其价值
梁启超此文的观点影响很大，之后的文学史大多都采取五言诗始于东汉的观点。而且在文中，他提出的考证法和直觉法并用，是有一定道理的。直觉法来自于大量古代文学作品阅读之后的语感和诗感，对于一名学识丰厚、悟性极高的学者来说，直觉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初入古典文学门槛的研究生来说，此举风险较高，极容易落入主观臆造的悬崖险境，所以还是考证法对我们比较适用。
另外，本文有些内容论述牵强，比如否定《怨歌行》是班婕妤所作，虽然说六朝时就存疑，但是证据并不确凿，直接否定也是有问题的。其中对“古诗十九首”时代的确定也是很勉强，是建立在一系列假定上的，即大前提也并非已验证的。这是大家做文章的大手笔，使我们在研究时可以开阔思维打开眼界，所以要多读多思考。至于在以后的学习中，还是考证法比较可靠。
